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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李可亭教授在《京九晚报》发表《贾谊之于梁国之于汉》文章
2016年06月18日 21:33      浏览:

中心主任李可亭教授在《京九晚报》发表

贾谊之于梁国之于汉》文章

 

“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八

贾谊之于梁国之于汉

20166月17日 商丘网—京九晚报

对贾谊,大家应该不会陌生。中学语文课本中就收录有他的一些作品。贾生,就是贾谊(前200—前168),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与屈原合传,名《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是洛阳人,少年时期就显示出非凡的才气,18岁时,以能诵诗写文闻名于郡中。河南太守吴公很欣赏贾谊的才华,召为门客。后吴公入朝为廷尉,向汉文帝推荐贾谊,深得文帝喜爱,召为博士。贾谊在朝廷期间,因向文帝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违背了朝中权贵的利益,遭到陷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文帝六年(前174年),贾谊27岁时,改任为梁怀王刘揖太傅。贾谊由此开始在梁国长达6年时间的“工作”。

“问鬼神”促使贾谊改任梁国

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有一首很有意思的诗,名《贾生》,说的就是贾谊由长沙王太傅改任梁王太傅的因由。

诗的内容是:“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宣室指的是西汉王朝的著名宫殿“未央宫”的前正室;逐臣,指贾谊曾被贬谪;才调犹言才气;苍生本指草木苍苍然之丛生,后借指老百姓。

这是一首托古讽时诗,对汉文帝求贤臣而又不用贤臣的所长,只热衷于鬼神之事而不关心苍生之疾苦予以讽刺。“不问苍生问鬼神”实质上是李商隐对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于政事,不能任贤,不顾民生的昏庸特性的揭露。这里也体现了李商隐对贾谊不能施展治国安民的政治抱负的深为痛惜。李商隐借贾谊的遭遇,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帝六年(前174年),贾谊27岁,汉文帝召见贾谊。贾谊匆忙回京,到长安之后,便来谒见文帝。当时文帝正坐在未央宫前之正室(宣室)中吃祭祀天地的肉,看见贾谊,就问贾谊鬼神的由来和其实质。贾谊久不见天子,便利用这个机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鬼神的看法。对于贾谊谈的很多关于鬼神的道理,文帝过去闻所未闻,所以越听越感兴趣,贾谊谈到深夜了,文帝也不觉疲倦,反而把座位不断移近贾谊,以便更好地听取他的高论。这次谈话之后,文帝深有感慨地说:“我好长时间不见贾谊了,原来自以为比他强,现在感到不如他了。”之后,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刘揖太傅。这就是李商隐所说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事情。

梁王坠马带走贾生一身才

文帝三年,贾谊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国国王叫吴差,是当时仅存的唯一一位异姓诸侯王,辖区内户口与大多数郡、国的户口相比都要少得多。贾谊长期居住在北方,忽然要到南方工作,这里空气比较潮湿,所以他感到“自己的寿命不会太长”,又加上被贬长沙,心情十分糟糕。经过汨罗江屈原投江自沉之处时,情有所感,遂写下了千古名作《吊屈原赋》。

西汉建立后,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先后分封异姓王、同姓王,形成了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局面。刘邦在消灭异姓王后,又大建同姓王国。到刘邦晚年,同姓为王的有9个国家。九国是:燕、代、齐、赵、梁、楚、淮南、淮阳、荆。

梁国的始封者是彭越,定都于定陶。彭越后来谋反被诛,改封刘邦的次子刘恢为梁王。吕后七年(前181年),赵幽王死,吕后徙刘恢王赵国,改封吕姓吕产为梁王,并将梁国更名为吕国。次年,吕后死,吕产欲作乱,被杀,复置梁国,徙济川王刘太为梁王。文帝元年(前179年),击灭刘太,分梁国为东、砀二郡。次年,以砀郡置梁国,封文帝少子刘揖为梁王,都睢阳。

梁怀王刘揖是汉文帝的少子,好读诗书,很受文帝宠爱,与贾谊也相处甚欢。太傅在古代是国王的辅佐大臣与皇帝老师,同时掌管礼法的制定和颁行。贾谊由长沙王太傅到梁怀王刘揖太傅,既是文帝对贾谊的看重和爱护,也是文帝对少子刘揖的关心和疼爱。然而,好景不长,贾谊没有福气,到第五年的时候,也就是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贾谊随刘揖入朝,刘揖不慎坠马而死。刘揖的死对贾谊打击很大,一方面担忧文帝会因此怪罪于自己,另一方面,刘揖的死亡也使他异常哀伤。因此他自我感伤做太傅不合格,没有尽到责任,经常夜哭,在刘揖死后次年(公元前168年)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刘揖死了,也带走了贾谊满身的才气,带走了贾谊年仅33岁的生命。一代天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

贾生的文字影响梁国历史

贾谊的政论文以《治安策》《论积贮疏》《过秦论》为主,鲁迅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西汉鸿文”,把它与晁错并举,认为贾谊的政论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贾谊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汉文帝曾多次问政于贾谊。贾谊也不断上疏,提出了很多治国安邦的建议。其《治安策》《论积贮疏》即写于任职梁怀王太傅期间向文帝所上的奏疏。《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被后人誉为“万言书之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治国主张和政治思想。贾谊洞察时弊、有理有据的分析,赢得了后人的广泛称赞,毛泽东曾说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论积贮疏》是贾谊的一篇比较著名的政论文章,认为农业生产是“本”,工商业是“末”,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他提出的“积贮”,即发展农业生产,囤积五谷,以防备水旱兵灾。从西汉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贾谊的主张是积极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篇奏疏呈上之后,文帝“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这种注重发展农业生产的做法,为后来“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贾谊另一政论文《新书》,是针对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弊端而作的。在这篇奏疏中,贾谊清楚地看到了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他希望文帝能制定制度,抑制诸侯王的势力,捍卫朝廷的权势。贾谊针对梁国重要的地理位置,提出了重视梁国、扩大梁国的建议,选择最亲近可靠的人为梁王,以捍卫朝廷,抵御东方诸侯的叛乱,被后人称之为“益梁”之策。贾谊的这条奏疏引起了文帝的注意,不久,徙代王为梁王,梁国也由原先的二十县增至四十余县。

历史证明了贾谊的眼光是独到的、正确的。后来“吴楚七国之乱”起,如果没有梁王刘武据睢阳,力阻叛军西进,西汉政权很有可能被颠覆。

梁国文学贾生功不可没

梁国文学创作最早可以追溯至贾谊。贾谊的政论文不仅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而且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贾谊在汉朝的学术贡献较大,后来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时曾感叹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在怀王与贾谊等人的影响下,梁国《诗》《书》《春秋》之学渐渐流传开来。

就梁国辞赋创作而言,贾谊也有启蒙之功。贾谊的辞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七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五篇,即《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惜誓》与《簴赋》。

《旱云赋》作于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时期。该赋与贾谊前期在长沙所作的骚体赋《吊屈原赋》《鵩鸟赋》有所区别,既是一种典型的咏物小赋,也把造成旱灾的责任指向了统治者。《旱云赋》在咏物方面与后来在梁孝王组织下出现的“忘忧馆七赋”较为接近,只是在篇幅上稍比“七赋”略长。不同的是,《旱云赋》已经具有讽喻的目的,而“忘忧馆七赋”是有颂无讽的。《旱云赋》的讽喻意识,对后来梁国大赋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贾谊学识渊博,擅长辩论和写作,是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他怀才不遇,因忠被贬,深得司马迁之同情与不平。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屈原与贾谊合传,让人感到二人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司马迁将屈原与贾谊合传,不仅仅是因为贾谊与屈原有相似的不幸遭遇,也不仅仅是因为只有贾谊在精神上能与屈原相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司马迁与屈原、贾谊超越于时空的阻隔而产生的情感共鸣。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的,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碌碌无为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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