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任李可亭教授在《商丘日报》发表

《商丘与“中国圣人文化圈”》文章

 

商丘与“中国圣人文化圈”

2015-12-18 商丘网—商丘日报

 

2015年12月4日至6日，“商丘古都文化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15年年会”在商丘师范学院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古都学会和商丘师范学院联合主办，中共睢阳区委宣传部和商丘师范学院汉梁文化研究中心共同承办，来自国内外120余名专家学者云集商丘，参加会议。经过讨论，会议就商丘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古都的重要价值达成共识，形成了《2015年中国古都学会年会关于推进商丘市古都文化研究与发展的意见》。

在会上，我作了题为《商丘与“中国圣人文化圈”刍议》的学术报告。结合李广瑞先生、蒋晔先生等人的观点，提出：“商丘是老子、庄子、墨子的故里和孔子的祖居之地，在商丘及其周围一百公里范围内的地方形成了‘中国圣人文化圈’，商丘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圣人文化的发祥地。事实证明，春秋战国时期以商丘为核心的‘轴心时代’的‘百家争鸣’文化，奠定和创造了‘中国精神史’。中国‘轴心时代’的出现，或者说‘中国圣人文化圈’现象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应运而生、应时而动的结果。”论文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中国圣人文化圈”这个命题受到了“广泛关注”。《2015年中国古都学会年会关于推进商丘市古都文化研究与发展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商丘所在之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商丘为中心的儒、道、墨等元典文化和以商丘为中心的‘中国圣人文化圈’。中国古都文化与中国圣人文化在商丘和谐发展，相映生辉。

商丘是“中国圣人文化圈”的中心和核心，这一深埋在两千年多历史中的事实一旦被提出并在会议上确定下来，对于商丘而言，其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一、商丘与“中国圣人文化圈”概念解读

1.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文化“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思想家孔子、老子、庄子和墨子等诸子百家，在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高峰。这个动乱的社会，产生了时代的大师，奠定和创造了“中国精神史”，并产生了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绵延不衰的亘古力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影响很大。他认为，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在世界三大文明地区西方、印度和中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人物。如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稣，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庄、孔孟等诸子百家。这些伟大人物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直到今天，他们独立发展的文化传统依然是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2.商丘是老子、庄子、墨子的故里和孔子的祖居之地

众所周知，道家创始人老子，陈国苦县曲仁里人，即今河南周口鹿邑县人。鹿邑今虽属于周口，但其方舆沿革变化较多，明清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隶属于商丘。鹿邑曲仁里距商丘甚近，两地地缘相接，鸡犬之声相闻，风土人情相通，堪称近邻。道家另一创始人庄子，宋国蒙人。蒙后为蒙县，地处今商丘市以北，民权县以东，山东曹县以南，虞城县以西。庄子故里在今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蒙墙寺村，其葬地在今商丘市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鲁国人，但其祖先是宋国人，宋国是孔子的“祖国”（祖先之国）。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人，他是商王的后代，其祖上在宋国的地位极其显赫。宋国的初封国君微子启的弟弟微仲衍是孔子的远祖。十代祖弗父何因让国君位而声誉大涨，世为宋大夫，其采邑（俸禄所在地）在栗，栗在今夏邑县。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宋国人，宋昭公时任宋大夫。当然，学术界也有墨子河南鲁山人和山东滕州人之说。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墨子是宋国人。从《墨子》全书来看，墨子在宋国的活动较多，与宋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宋国的感情也最深，其最好的例证就是“止楚攻宋”这个事件。另外，《墨子》一书明显具有宋国地方方言的特点，也是墨子是宋国人的有力证据。

3.“圣人文化”指的是元典文化

命题“中国圣人文化圈”之圣人文化指的是“圣人文化”而非“圣贤文化”，意即中国的元典文化。

元典文化是指具有“元精神”而为数有限的文化，其思想富于原创性，主体具有恒久性，思考的问题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的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是开放性的框架。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为圭皋的《墨子》，都在“元典”之列。

“圣”的主要含意是聪明，圣人，也就是聪明之人，即人中之杰，也就是《尚书·洪范》所言：“于事无不通谓之圣。”从认识运动规律看，春秋时期突出圣人，反映了认识的深化，即理性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在把“圣人”推向文化本体地位的造圣运动中，老子与孔子有着特殊的贡献。老子对“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理性阐发，指出道即是万物的本原、本体，又是万物运动的规律。圣人是能体认“道”的人，并把“道”传播给众人。圣人“体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块基石，老子是开凿这块基石的大师。孔子则从社会历史角度高扬了圣人，认为圣人最伟大的功能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博施于民”表达了圣人道德的高尚和当权的目的性，“能济众”则表示圣人的历史作用和功能。老子、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文化的两位巨擘，他们虽都不否定神鬼，但由于崇尚理性而把神鬼置于侧位。沿着老子、孔子的思路，后来者更加高扬圣人。

4.“中国圣人文化圈”以商丘为核心

“中国圣人文化圈”的原点在商丘，或者说以商丘为核心。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人的出生地、活动区域进行连线，可以看出，这个“圈”的中心是商丘。在商丘及其周围一百公里范围内的地方形成了“中国圣人文化圈”，商丘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圣人文化的发祥地。

二、中国圣人文化为何诞生在以商丘为中心的区域

“中国圣人文化圈”源起商丘，绝不是偶然的。商丘及其周边地区为它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根源、悠久的历史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

关于儒家思想的起源，《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祖叙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刘歆说：“儒家由司徒之官演变而来。”韩愈认为：“儒家的道，是由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周公传给孔子……”可见，孔子所创儒学起源有四个方面：一来源于司徒之官，二来源于尧舜之道，三来源于夏商周三代的传统文化，四来源于其祖辈的思想品德。

孔子编纂的“六经”，《书》最具代表性，它概括了夏、商、周三代以及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它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引导和源头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大部分曾在梁宋故地，即今商丘及其周边地区有过重要活动。

商丘悠久的文明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中国圣人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充实的历史文化氛围和多彩的时代背景。考古发掘证实，商丘有着500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物质是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距今8000年至10000年期间，“三皇”之一燧人氏在商丘一带活动，繁衍生息。燧人氏发明人工取火，不仅推动了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生态环境，还改造了人类本身，使人类开始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在畜牧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商业开始萌芽。学术界研究表明，商先公王亥是中国商业的发明者，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商丘就是中国商业文化的发源地。地处黄淮两河下游大平原上的商丘，之所以最先创造并孕育了华夏古老文明，是和这种坚实的物质基础分不开的。

商丘是北纬34.5度文明线的东端和龙头，由此向西经开封、郑州、西安到宝鸡以至印度恒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克里克文化，形成了古代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生存线。这条线，形成了古代的丝绸之路，形成了今天的“一带一路”之“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圣人文化中的“圣人”都是殷商的后裔。殷商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在当时的世界是十分先进、十分辉煌的。周灭商后，商代的遗民竭力保持和发扬在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和独立性。殷商先进的思想文化传统经过与春秋战国动荡时代的碰撞，于是放出了灿烂的火花，于是有了以宋国为中心的“百家争鸣”文化，有了以今天商丘为中心的“圣人文化圈”。

三、进一步打造“中国圣人文化圈”任重而道远

首先是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意见》指出：“建议商丘以此会议为契机，深入研究商丘圣人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及主要文化内涵，进一步打造‘中国圣人文化圈’。”商丘圣人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文化内涵有哪些？应引起学术界尤其是商丘学者的高度重视，应通过不同的学术形式和有力的制度、经费支持，保障研究工作得以正常而有效的开展。

其次是还欠账。对于孔子的祖籍在商丘、庄子故里在商丘，已基本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我们如何利用老子文化资源，如何让墨子回家，都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三是需要整合资源。关于庄子的故里问题，众说纷纭。河南“商丘梁园区说”、“民权县说”、山东“曹县说”、“东明县说”、安徽“蒙城说”争持不下。在商丘内部对于庄子故里都有分歧，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延绵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共同的精神家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圣人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正由此，商丘作为“中国圣人文化圈”的中心和核心，在传承中国圣人文化上任重而道远。